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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馮先銘的鈞窯情

 

馮先銘(1921-1993),中國古陶瓷專家、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原中國古陶瓷研究會會長、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早年就讀于北平輔仁大學西語系。他家學淵源深厚，受其父馮承鈞（歷史學家、翻譯家）的影響，對歷史有濃厚的興趣。上世紀四十年代應職于北京故宮博物院，主要從事中國古陶瓷的研究、整理、收購、編目和古窯址的調查鑒定等工作。幾十年來，他跋山涉水，親赴全國各地考察了一百二十多個城市的古瓷窯遺址，采集了大量的古陶瓷標本，并從全國各地收集與收購兩萬件瓷器，充實了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三十多年來，他還焚膏繼晷，致力于古陶瓷書籍的編纂和著述，曾發表論文數十篇，編著多種陶瓷名著，可謂著作等身。特別是，他和全國著名古陶瓷專家學者安志敏、安金槐、朱伯謙等一道，成立《中國陶瓷史》主編小組，編纂《中國陶瓷史》。從1975年發起倡議到1982年正式出版，共用7年時間完成了這一黃鐘大呂式長篇輝煌巨著，填補了我國陶瓷發展史上八千余年的歷史空白，成為中國第一部陶瓷經典之作，實為功德無量。
在鈞窯方面，他繼1950年陳萬里先生來禹州考察鈞窯之后，多次來禹州考察，發表《鈞窯諸問題》等重要論文，編《中國陶瓷史》時，他分工撰寫唐、五代、宋的章節，對唐代花瓷與鈞瓷的關系，鈞窯的起始年代，鈞官窯的性質，以及金元時期的發展狀況等鈞窯發展史上的重大問題，都作了精辟的論述，如他說“鈞窯的早期歷史，仍然很不清楚。七十年代末期，在小白峪（實為神垕下白峪，作者注）村發現唐代花瓷窯址，窯址遺物有黑釉彩斑裝飾的碗罐、拍鼓等，提示了鈞窯早期與唐代花瓷有關。”他還說：“鈞窯創燒始于宋而不始于金。1974年至1975年，在鈞臺窯的發掘中，發現有‘宣和元寶’錢范，還有底部刻有一至十的數目字和故宮所存器物相同。它提示，‘北宋晚期是鈞窯的鼎盛時期。’關于鈞臺窯的性質，他說：“禹州城內八卦洞地方發現的宋窯遺址出土的標本證明，八卦洞窯是宋代燒造宮廷用器。”馮先銘先生，一貫治學嚴謹，考證有據。他這些在鈞窯方面的學術觀點，對鈞窯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經過幾十年的實踐，也證實了上述論點的正確性。
但是鈞官窯的燒造年代，近幾十年來，一直爭論不休，見解各異，馮先生在他的《有關鈞窯諸問題》一文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他說：“遺憾的是從鈞臺窯址出土的標本還看不出這個發展過程的脈絡。”
這可能是引起爭論的重要原因。同時也可以看出馮先生對鈞臺窯考察的深入細致和他的遠見卓識。
我對馮先銘先生過去只聞其名，未曾謀面。1977年冬，在神垕鎮的下白峪村首次發現了唐代花瓷窯遺址，標本帶去請他鑒定，他和李知晏先生（古陶瓷專家）一眼就看出是唐代器物，當他得知是在神垕鈞瓷的集中產區內發現時，非常高興，說這是一次重要發現。他說：“神垕是鈞窯集中產區，多年來一直未發現唐代窯址，這一發現，對研究鈞窯的發展史，將起重要作用。”我們帶了兩塊唐代花瓷拍鼓殘片，他看后就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初次接觸，見他衣著整潔，溫文爾雅，一派學者風范。以后，因為工作關系，接觸逐漸多了起來，在長期的交往中，既感到他的學識淵博，又感到他為人之親切，很愿意和他交往。上世紀80年代，他親來神垕考察唐代花瓷和其它鈞窯遺址時，到神垕鎮《鈞瓷志》編輯室找我們交談。當他看到一塊神垕下白峪唐代花瓷拍鼓殘器時，提出要把那塊標本帶回北京，因收集的唐代花瓷標本大部分送人了，剩下這塊是下白峪唯一的有代表性比較好的一塊，馮先生提出要帶必有重要用途，只得忍痛割愛，讓他帶走。到2005年，對神垕唐花瓷，用現代科學手段進行測試，向北京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