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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名家文萃
第一節 馮先銘《有關鈞窯諸問題》
鈞窯一向被視為宋代名窯之一，但宋元文獻中未見只文記載。最早著錄鈞州出產瓷器的為明李賢《大明一統志》。在開封府土產條明確提到禹縣出瓷器。嘉靖本《鈞州志》進而著錄瓷窯在州西大劉山之下。到了萬歷年間始見到有關鈞窯的具體描述。一九五O年故宮博物院首次調查了河南省禹縣神后鎮鈞窯窯址，一九六四年故宮博物院再次對神后窯窯址作了復查。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隊對禹縣鈞臺窯址進行了發掘，并獲得了大量窯具、瓷器及一千余件標本。鄰近禹縣的郟縣、魯山和內鄉等縣先后發現了幾處唐宋瓷窯遺址。通過上述調查與發掘，特別是積累了極其豐富的標本，從而為研究與探討有關鈞窯諸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本文即依據各窯出土的實物標本，并結合文獻及傳世瓷器，對鈞窯的源始、窯系及仿鈞等問題進行初步探索，期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鈞窯的源始
鈞窯創始于什么時期，過去曾作過一些推測。五十年代有人認為，既然窯名以鈞命名，鈞窯必創始于鈞州建立之后，亦即創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六十年代，筆者與葉喆民同志調查了禹縣和臨汝兩窯后，發現采集的標本有些與故宮博物院宋代藏品具有很多共同點，認為鈞窯始于北宋，而不始于金。七十年代發掘鈞臺窯址出土的一千余件標本中，有花盆、尊、洗等器。器物底部刻一至十數目字，與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鈞窯同類器皿完全一致。窯址中出土有用瓷土制作的“宣和元寶”方形錢范。“宣和元寶”錢范的出土解決了窯址的下限，大量花盆、尊、洗等器物是專供徽宗艮岳（萬歲山）中種植江南奇花異草的特殊需要而燒制的。端正的器形、多變的棱角以及艷麗的釉色等等，反映了鈞窯的制瓷工藝達到了成熟期。正因為具備了這些條件，才為官府選中燒造宮廷御用瓷器。北宋徽宗時期是鈞窯的成熟時期，它必然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低級向高級的發展過程。遺憾的是從鈞臺窯址出土的標本還看不出這個發展過程的脈絡。
河南省五十年代發掘的唐墓中出土有窯變花釉壺、罐等器物，陜縣劉家渠出土窯變花釉胡瓶及注子各一件，同地大中四年（850年）墓也出土窯變花釉注子殘器二件，泌陽縣板橋水庫唐墓出土一件月白釉褐斑雙系罐。五件窯變花釉瓷器窯變釉特征、釉色、斑點裝飾以及醬褐色胎等等，與宋代鈞窯有相似之處，表明它們之間有淵源關系。與五件出土物相類似的傳世品很多，是早年出土的，有些已流散到國外。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以及陜西、河南、山東等地博物館也收藏有三四十件。就釉色說，有黑、褐黃、茶葉末與月白之分，有的為窯變花釉，有的飾以斑點。就器形說，有注子、罐、瓶、盤和拍鼓。注子有大小多種形式，罐有無系、兩系和四系三種，瓶有葫蘆式和花口者，盤有三足者，但口徑均較小，拍鼓僅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件，兩頭廣而中腰細，鼓身凸起弦紋七道。此類器物因絕大多數出土于河南省，特征又與宋鈞窯有相似之點，因之有人呼之為“唐鈞”。六十年代以后，故宮博物院調查河南郟縣黃道窯時，發現了唐代窯變花釉標本，嗣后在調查窯址時又陸續在禹縣下白峪、郟縣黃道、內鄉大窯店、魯山段店及禹縣趙家門等地發現了四處唐代窯址，均發現了窯變花釉和飾以斑點的標本。魯山段店、禹縣下白峪兩處均采集到與故宮博物院所藏黑釉斑點拍鼓相同的拍鼓殘片。五處唐代窯址發現后，初步判明了鈞窯創于唐，并看到窯變花釉與斑點裝飾對宋鈞窯的影響。
北方地區鈞窯系的形成與分布
宋代北方地區制瓷業呈現一派欣欣向榮景象，河南、河北、山西、陜西和山東等省出現了很多瓷窯，它們當中有的富有良好的制瓷原料，有的則有高超的制瓷技藝，不墨守陳規而勇于創新，它們逐漸形成各自的風格而著名于當時。定窯工匠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