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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jié) 有關鈞窯的文獻史料
《大明一統(tǒng)志》天順本，卷二十六：“開封府土產瓷器鈞州出。”
《鈞州志》嘉靖三十二年鈔本（天一閣本）卷一：“都里窯冶。窯，瓷窯在州西大劉山下，瓦窯在州西禁溝左右。”
《廣輿記》萬歷二十八年本，卷六：“開封府土產瓷器，禹州。”
《河南通志》康熙三十四年本，卷十三《物產》：“開封府……瓷器出禹州神后山。”
《河南通志》雍正本：“禹州瓷器出神后山，在州西六十里。”（《禹州志》作神后鎮(zhèn)。）
《宣德鼎彝譜》：“內府所藏柴、汝、哥、鈞、定。但迄今未發(fā)現(xiàn)柴瓷，可能是宋時稱柴，明稱鈞故也。”
《大清一統(tǒng)志》嘉慶本，卷七十：“河南開封府，土產瓷器鈞州出。”
《大清一統(tǒng)志》乾隆本，卷一百二十二：“河南許州府土產，瓷器出禹州神后山。”
《禹州志》乾隆十二年本，卷一：“土產貨類瓷。廟宇.百靈翁廟，東會里始建無考，元延  七年鄉(xiāng)人常希重修。”
《禹州志》道光本：“州西六十里，亂石山中有鎮(zhèn)曰神后，有土焉，可陶為瓷。”“古陶窯多在方山、涌水、藍水之濱，而治北扒村亦有遺址，故不止一處也。”
[清]張道超《欲寡過齋雜筆》卷一《五十六則·窯》：“鈞窯，宋鈞州造，今河南禹州。”
[清]佚名《南窯筆記》美術叢刊本：“鈞窯，北宋鈞州所造，多盆、奩、水底、花盆器皿。”
[清]朱琰《陶說》卷二，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本：“鈞州窯，今河南禹州。”
[清]藍浦《景德鎮(zhèn)陶錄》清同治九年重刻本，卷二：“鈞器，仿于宋末，即宋初之禹州窯。”“鈞窯，亦宋初所燒，出鈞臺，鈞臺宋亦稱鈞州，即今河南之禹。”
[民國]許之衡《飲流齋說瓷》《說窯》：“鈞窯，宋初禹州造，禹州昔號鈞臺，鈞論作均，相沿已久。”
劉錦堂《續(xù)皇清文獻通考》卷九《窯業(yè)門》：“作禹窯其地在北宋，屬穎昌府陽翟縣，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改為鈞州，明神宗朱翊鈞萬歷三年（1575年）避帝諱改為禹州。故今日瓷學專家稱窯器造于北宋者名陽翟窯，以造于南宋時的金朝瓷器始稱之謂鈞窯，清末人或稱禹窯。”
《禹州志》元至元二十三年石刻碑文：“扒村……所居之民，皆以燒造瓷器之業(yè)……。”“是鎮(zhèn)金國末年最為繁盛，人稠物充，幾有萬室，市井駢闐，不減城邑，逮壬辰兵燼之余，百不存一。”
[明]申時行《大明會典》：“宣德間題準光祿寺每年所需酒缸、瓶、壇分派河南布政司，除鈞、磁二州外，真定府曲陽縣分派酒缸一一七個，十瓶壇四二七四個，七瓶壇六一〇〇個，五瓶壇六二四〇個，酒瓶一〇三一四個，每年燒造解寺應用。”又“嘉靖三十二年題準曲陽縣缸瓶共一七七六五件……通行解部，占商代買，如遇缸乏，止行磁州、真定燒造，免派鈞州。”
[民國]《禹州志》《陶屬·神后瓷》：“神后瓷皆粗器也，而為民生包含日用所不離，以經(jīng)商論，固不厚于細矣，其質料皆土產；其工匠皆家戶，其學之極易，其作之極速，其價值至廉，其銷路至普；其常供需數(shù)千人之役；其成莊周六、七里之街，而使無財作力，有錢斗智，既饒爭時，神后一鎮(zhèn)雄于全境村莊者皆以制造粗瓷故也。其新鈞瓷之興，等之奇貨可居非常業(yè)也，至扒村瓷則仿自金神后瓷行，而扒村之碗不出人間矣，此年扒村又作新瓷，亦皆就近取材，或與神后有代興之望，此外則盆亓、逍遙店出盆，孟莊出花盆，皆器用之補耳！”
[民國]郭葆昌《瓷器概說》：“北宋名窯最多，定、鈞（窯建于宋初，在今河南禹縣，其地有鈞臺，因名鈞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