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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在龍泉青瓷剛剛恢復的階段，由于從中央到地方很多部門的重視，瓷廠所在的偏僻山村來了許多專家名人，我是仿古小組的成員，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有更多的機會聆聽他們的教誨和指導。其中輕工業部的陶藝專家李國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梅健鷹教授，浙江美術學院的鄧白教授，省工業廳的勞法盛、葉宏明副總工程師等，都使我獲益匪淺。在我的人生中，我認識的這些領導、藝術家、專家和學者都給了我很大的影響。在技術上、在藝術上、在思想上、在精神上都曾經給予我不盡的支持、幫助和鼓勵。我真的很感謝他們，也非常懷念他們。
1959年，浙江美術學院的鄧白教授曾經在龍泉親自指導我們設計青瓷。當時省政府成立了一個龍泉青瓷恢復委員會，鄧白教授就是省里指派來龍泉的。記得國慶10周年前夕，國家下達給龍泉瓷廠一個任務，為國慶設計青瓷餐具，瓷廠非常重視，專門請鄧白先生設計餐具造型。我當時是一個學徒工，廠里指派我為鄧白先生設計的餐具做模具。你想鄧白是陶瓷研究專家，大學教授，讓我一個學徒工來給他的設計做模具，在當時是了不起的事情。那時廠里很窮，沒有什么好的設備，工具都是非常舊的，一些刻花的刀具也都是我們自己做的。由于國慶用瓷的生產，龍泉瓷廠得到輕工業部的支持，給我們撥款，改善條件，也擴大了青瓷生產，龍泉青瓷的影響力在當時很大。1963年我到浙江美術學院給鄧白、陳淞賢翻制模具，那時鄧白先生大約五十幾歲，我還不到19歲，和他們接觸以后我感覺到青瓷有很深的奧妙。在浙江美院的四個月時間，是我人生中印象最深的一段時間。我們那個時候在廠里，根本不可能看到這么多有關青瓷的資料。于是，我一有空就跑到圖書館去翻閱資料。就這樣，我和浙江美院來往多了，受美院老師和同學的影響也就大了。那時候在龍泉，我就想好好學門手藝，讓自己有口飯吃。我學藝的條件比別人要好點，我們設計組對一些技術問題，討論很多，記得很晚的時候還在那個破廠房里討論。鄧老師廣東口音非常濃，我有時還聽不大明白。 
徐朝興在浙江美院與師生合影 鄧白（左六） 陳淞賢（左五） 徐朝興（左三）
    有一次，我晚上在燒窯，鄧白老師和中央工藝美院的梅建鷹、南京藝術學院的陸續之三個人來了，說給我畫張畫。他們三位教授每人都給我畫了畫，他們的畫現在我還留著呢。在學院里，老師和學生畫圖紙，我翻制模具和燒制，記得燒了四窯，有兩百多件作品。當時的《雙耳牡丹瓶》就是鄧白老師設計的，我幫他做模具和燒制。他這個瓶后來在我們廠里批量化生產，銷量很大，都是出口的。
    我和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梅健鷹教授也有很深的接觸，也學到了很多實踐性的東西。記得我在幫他們燒制陶瓷成品的過程中，對他們的造型和設計也有一些深入的理解，并不時地征求他們的意見，也形成了我對圖紙設計的一些想法和建議。可以說，他們這些教授工作態度是非常嚴謹的。比如梅建鷹教授的設計畫稿一般都是在九宮格上畫的，我幫梅建鷹教授做的東西其實要比鄧白先生更多些，梅建鷹教授在龍泉呆的時間也長些。我記得那些美院老師畫的圖紙都是非常標準的，而我在幫他們打模型的時候卻是要變掉的，要有修改，這曾經也引起過爭議。為什么呢?比如梅建鷹老師畫圖紙是非常標準的。有一次我給他做坯胎稿的時候，他在邊上看。他說，小徐小徐，你怎么把我的型變掉了啊?我說，梅老師，我是特意將你的這個型修得瘦一點，陶瓷是有百分之十六到百分之十八的收縮率的，坯泥有一定的重量，在燒成過程中會沉下去的，所以我將你的畫稿上的型根據這些因素改變了一下。這種造型的改變是根據實踐經驗來的，等燒成了以后就會還原為你要的型。如果按照你原來的圖紙進行制作，那么燒成了以后就不是你想要的型了。梅教授圖紙上的瓶型是比較飽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