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曉云:五代十國時期廣州梅縣水車窯瓷器考述——以南漢昭陵、德陵出土青瓷為線索
2024/8/4 12:52:02
五代十國時期,梅縣水車窯延續唐代窯業發展,其產品除供應一般民用市場,南漢政權還參考唐制,將其所產青瓷納入“土貢”之列,并借鑒了部分器物刻“官”字款的實物稅監管方式。同時,水車窯還數次為南漢帝陵批量生產隨葬青瓷,使其在當時南漢轄域的窯業中具有特殊地位。南漢政權對水車窯瓷器的使用和監管方式,暴露出統治階級對王朝政權合法性、正統性的重視與強調,是南漢國中央集權意識的側面體現。
一 南漢昭陵、德陵出土青瓷基本情況
1954年,在廣東番禺大嶺田鄉石馬村,發現了一座五代時期的磚室墓,前室雖歷經數次嚴重盜掘,但考古工作者仍在墓室東壁器物箱中清理出了石器、瓷器、陶器、鐵器、漆器等遺物。其中包括瓷器33件,含4件青釉夾梁蓋罐、20件青釉六系蓋罐、2件青釉四系大罐、2件青釉四系小罐、4件黃釉六系罐、1件黃釉四系罐。4件夾梁蓋罐均為豐肩、斂腹,形制飽滿,肩部立有六個帶孔板耳,其中有四個板孔兩兩成組,形成兩組互相垂直的卡扣,罐口覆平弧蓋,蓋兩側各塑有一個條狀帶孔橫梁,覆蓋時橫梁可恰好置于卡扣內,并通過孔內穿繩或木棍,在提攜時使蓋密封不晃動。器物胎體灰白,通體施青釉,局部由于燒成溫度不均等緣故發色不勻,或發黃,或發青、發褐,釉面遍布細密冰裂紋,局部裂紋明顯,形成“金絲”線,并有局部釉層輕微剝落現象,外壁施釉及底,胎釉結合處較整齊,胎體較致密。四罐大小除細微差別外基本一致,考古清理簡報所述規格為:罐通高19.4厘米,腹徑15厘米,底徑7.5厘米,口徑7.2厘米,蓋高2.1厘米,蓋口徑9.3厘米,蓋翼高5厘米。這四件夾梁蓋罐中一件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圖一:1〕,一件藏于故宮博物院〔圖一:2〕,兩件藏于廣東省博物館〔圖一:3〕,出土時三件有殘。此外,另有青釉六系蓋罐20件,均豐肩、斂腹、帶蓋,肩上置六枚扁泥條形系,器物大小略有不同,罐約高16厘米,口徑7厘米,肩徑16厘米,底徑8.3厘米,蓋約高3.5厘米,口徑9.8厘米〔圖二〕;青釉四系大罐2件,均有蓋、豐肩、斂足,肩部置四系,其中一罐通高21.3厘米,口徑8厘米,底徑8.9厘米,腹徑17.5厘米,蓋高4.4厘米,蓋口徑11厘米,另一罐通高20.3厘米,口徑7.7厘米,底徑8.5厘米,腹徑17.1厘米,蓋高4.2厘米,蓋口徑10.3厘米;另有青釉四系小罐2件、黃釉六系罐4件、黃釉四系罐2件。根據報告所揭,該墓出土的青釉四系、六系蓋罐的胎質、釉色和燒制方法等均與上述夾梁蓋罐相同。
〔圖一〕 南漢昭陵出土青釉夾梁蓋罐
1.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2. 故宮博物院藏 3. 廣東省博物館藏
〔圖二〕 南漢昭陵出土青釉六系蓋罐
1.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2. 廣東省博物館藏
關于該墓的性質,考古發掘者最初認為此處僅為一座貴族或宦官墓葬,不似皇陵規格。而在1975年,麥英豪先生發文,專述他再次赴石馬村調查后發現刻有“乾和十六年四(?)??”等款識的磚文,結合文獻記載等綜合考證,麥先生認為該墓為五代十國南漢中宗劉晟所葬昭陵。劉晟于“乾和十六年春二月卜葬域”,故此墓應于乾和十六年春夏之間建造,此說法后來得到普遍認可,與《南漢春秋》和《大清一統志》等的描述相一致。《南漢春秋》載:“昭陵山在會城東北,舊通志載中宗陵寢在焉,故名。山南有石人石馬各一,今尚存云。”《大清一統志》載:“博大山在番禺東北四十里,下有銅鼎溪,今堙。其東有昭陵山,南漢陵寢在焉。”劉晟卒于乾和十六年(958),而該墓出土青瓷的生產時間應不晚于此時,應為958年前不久。
與南漢昭陵這批青釉瓷器極相似者見于2003至2004年發現于廣州小谷圍島的南漢德陵。南漢德陵墓主人被推測為南漢烈宗劉隱,逝于911年,917年被追尊為烈宗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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