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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道”是一個至高的哲學范疇。無論是作為本土性思想資料的儒家哲學、道家哲學，還是后來傳入中國經本土化改造的禪宗哲學，皆將“道”視為世間萬物的終極旨歸。儒家的孔子常言“吾道一以貫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家的老子在《道德經》開篇即曰“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則言“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唯道集虛”“道通為一”；其后的禪宗三祖僧璨亦有“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之偈語。所有這些智慧的思想中，一個基本共性的認識是：“道”是宇宙萬物至高無上的本體和源頭，對于一切具體事物的觀照最后都應上升到對“道”的觀照之上。“道”具有無窮無盡、不可言說的性質，它可以在一切事物上顯現出來，卻永遠不可能道得完、說得盡。因此，理想的人生永遠應該在對“至道”的不斷追求體會之中。
 
      “道”是一切藝術最高的精神源頭，也是一切藝術家窮盡所有創作方式去追求、去呈現的終極旨歸。“道”在藝術中的顯現也是至大無外、至小無內的，它既表現為個別性的情愫、思緒，也表現為普遍性的規律、法則；西方哲學家黑格爾所謂“理念的感性顯現”亦是此意。但在中國文化語境中，這一顯現方式要更為精致深微、曲徑通幽。也正因為此，許多以中國傳統美學為依托的藝術作品要更加豐富微妙、耐人尋味。所謂思致愈深、立象愈妙，涵泳不盡、余味無窮，即此之意也。在當前中西文化交融的時代背景中，作為一個中國的藝術家，仍然不應該放棄對中國式美學、哲學的藝術呈現方式，只不過應該將之進一步推向多元文化的新高度。一個立根深厚的藝術家必須永遠扛起傳統文化的大旗，并以多元的文化融入其作品之中。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深刻領悟者，李明正是用他的陶瓷藝術創作來實現這一目標的。
      1.重視神韻的藝術追求。
      李明的陶瓷藝術主要以人物為集中表現對象，而一旦涉及人物造型，就必須牽涉到一個“形似”還是“神似”的問題。前者是指外在體貌特征的相符性，后者是指內在精神氣韻的相似性；藝術講究提煉，因此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須在二者之間做出必要的取舍。因此，所有以人物為代表對象的造型藝術家都面臨著一個重大的抉擇：究竟將何者放在第一位？李明通過創作實踐給出的答復是：要更加重視人物的神韻。他的這一立場在作品中件件可證、旗幟鮮明，從最初出道以至至今，從未有絲毫動搖，執著篤定。
      李明的這一藝術追求，源于他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精神的深刻體認。漢代的《淮南子》在論及繪畫造型的問題時便通過生動的事例指出：“畫西施直面，美而不可說（悅）；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淮南子·說山訓》）西施是眾所周知的美女，孟賁則是讓人敬畏的猛將，可是，將西施外表畫得很美卻不能夠使人感到愉悅，將孟賁的眼睛畫得很大卻不能使人感到畏懼，這就是“君形者”沒有得到展現的原因。這里的“君形者”，便是主宰著人物精神氣度的內在的“神”。可見，在造型藝術中，在“形”與“神”的相互關系中，“神”始終應該是居于“形”之上的。
 
    比如李明的“鐘馗八件”中的“判鬼”。整體呈山岳式造型，除人物頭部外，余皆渾然一體，連手都隱于淺淺的衣袖紋中。但人物的面部卻是塑者重點刻畫的對象，鐘馗髭須、下頷及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