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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美術館(art museum)的意義，自18世紀在梵蒂岡建立的最早的基督教博物館以來，歷經兩百多年的思考，已經日臻完備。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博物館學，這樣的系統性學科，來梳理人類的博物館或者美術館的價值意義與未來的可能。
　　但事物往往并非一陳不變，因而，當我們非常教條地去看待美術館的前世今生，我們將無法看清楚，今天在中國大陸發生的美術館茂密滋生的現象，以及現象背后的本質，并有效形成新的觀察方法與意見。
　　近日得到一個有關美術館的人事消息，中國民營美術館的領袖級人物張子康先生，即將離開今日美術館[微博]館長的職務。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事件，特別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群體來說。張子康在今日美術館任館長一職，歷時八年，而正是這八年，中國的當代藝術從一種地下與半地下狀態，從體制外的非主流狀態，一下越變為主流形態，一大批“像野狗一樣生存”的藝術家，成為了萬眾矚目的人物。除了經濟杠桿的作用之外，張子康領銜的今日美術館功不可沒。
　　可以說，中國的美術館功能譜系中，除了學術研究與公共空間的藝術品展示之外，還有一層非常隱晦但往往極其重要的政治意義，它是作為某種群體特性的孵化溫箱而存在的。這一存在的重要性，甚至超出了其學術與公共空間的重要性。美術館通過這一孵化功能，完成對特定群體的政治身份的合法化轉身。這在中國的官辦美術館中，尤其明顯。而民營的今日美術館之于中國當代藝術群體，則通過有效利用，并放大這一孵化器特征，有效成為某種民間議會廳性質的場所，它通過各種力量的綜合嫁接，完成對某一類群體的政治身份的合法化，并形成相對穩定的新的社會高端群體。
　　毫無疑問，這可真是一門“大買賣”。
　　看清楚這一點，其實并不難，難在如何超越這一點，讓美術館的空間，特別是當代美術館的空間，更加有效的成為各種傳統文化的當代化轉身的孵化器，而非僅僅為群體與個體的身份轉變構筑平臺。
　　這一點，對中國大陸的文化重建與人文重構極其重要。
　　當代美術館的定義通常是指私人擁有，并以營利為目的之一的商業美術館。盈利與否，以及如何盈利，往往是一個當代美術館生存與發展的重點課題，而且在中國美術館發展相對世界美術館發展，處于觀念落后，生態氛圍落后的局面下，特別是并不被體制所關愛，沒有更多的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因而，像今日美術館這樣的特殊案例，已幾乎不可復制，它與時代背景、歷史機遇、乃至于操盤人的力量與思路，都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但今天，私人美術館已經成為了文化產業中，繞不過去的題材與元素。那么，如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美術館發展的歷史階段，準確定位并完成一個美術館的發展綱要，重新定位并找到美術館在中國文化重建與人文重構的歷史重要時期的特殊作用？
　　我們可以就一個具體的個案來研究。
　　在中國的景德鎮，如今已經廣泛形成一種陶瓷文化產業的生態模式：由國家相關機構每年認定一批省市級，直至國家級工藝美術職稱，俗稱“大師”職稱，參與認定者，則通過這一認定，為自己的產品形成新的定價和營銷口碑，獲得相關的產值利益。
　　這一生態鏈其實與陶瓷文化，乃至于陶瓷藝術的學術性關聯不大，因為“大師”職稱的每年評定，并不具有美術研究的系統性和連貫性，也不具有藝術史論方法的系統性與連貫性，總而言之，我們并不是要否定職稱的重要性，而是在這里判定“大師”職稱之于藝術史的不相關聯。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很容易就發現，其實在景德鎮，乃至延及全部的工藝美術范疇，缺乏一個更為有效的系統，以明確區分工藝美術領域的，所謂工業及手工業產品的藝術化，與藝術的實體產業化之間的學術關系。
　　我個人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