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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是什么？或許可說是離不開書的人。起碼古人是這樣。讀書是有目的的，為了廣博見聞，學習經(jīng)典，經(jīng)世致用。但日久成癖，讀書就變成了習慣性的交流，甚至三日不讀書，便自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有書就有了書房，雖然“書非借不能讀”，雖然書隨處皆可讀，但讀書人誰不希望有自己的藏書，誰不希望有自己的一方天地讀書習文會友呢？房間不必多大，有幾架書，一桌一椅一盞燈，就有了書房的規(guī)模，就有了于日常中沉思靜悟、安頓心靈的所在。
　　在以文為業(yè)、以硯為田的讀書生涯中，書房既是中國古代文人追求仕途的起點，更是他們尋找自我的歸途。當厭倦了政治的黑暗與社會的爭斗，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吟詩作畫，烹茶撫琴，“雪夜閉門讀禁書”，或是兩三同好，“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消遣和休息。
　　自古及今，書房并無一定之規(guī)。富者可專門筑樓，貧者或室僅一席；有的雕梁畫棟，有的則環(huán)堵蕭然。書房或筑于水濱，或造于山間；或藏諸市井，或隱于郊野；有的植以南山之竹，有的覆以荊楚之茅，不一而足。但總有一點是書房應有的品質(zhì)，那就是清雅。李漁在《閑情偶寄》中專門談到書房的裝飾，有很多精妙的設計，但崇尚的是“宜簡不宜繁”，力求“高雅絕俗之趣”。
　　“蕓窗”、“蕓館”、“螢窗”、“雪窗” 是書房的別名。“蕓窗”和“蕓館”緣于古人藏書用以驅(qū)蟲的香料——蕓；“螢窗”、“雪窗”典出車胤囊螢、孫康映雪的求學勵志故事。別名雖然別致，也只是在詩文中偶用，因為書房書齋的“書”是最雅致大方的。
　　書房不知起于何時？無論孔子講學之所、司馬遷的著述之室，還是南陽諸葛廬、成都杜甫草堂，既出鴻儒，自然少不了書香。不過私人書房的普及得益于造紙術和印刷術。在用紙張印書之前，竹簡木牘很占地方，搬書藏書會汗牛充棟，普通人家哪能放那么多書呢？真正意義的書房是充滿個人氣息的。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diào)素琴，閱金經(jīng)，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唐代劉禹錫的《陋室銘》，是主人志趣的寫照，古來寫書房的杰作。
　　明代的歸有光，在青少年時代曾廝守于一間極窄小的書齋，名曰項脊軒，“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作者卻“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項脊軒志》寫出了一位青年士子的博大胸懷。
　　古代文人常為自己的書齋起齋號。書齋之名從發(fā)端到流行，有一個發(fā)展過程。司馬遷雖有宏文巨著《史記》傳世，但未聞其齋號。《陋室銘》是一篇齋記，但“陋室”不能視為書齋名。正式命名書齋，似起源于北宋。史傳司馬光有齋名“讀書堂”，雖質(zhì)樸但過于平白。以后有洪邁的“容齋”、陸游的“老學庵”。元代，為書齋命名的做法已經(jīng)影響到西域一帶的少數(shù)民族人士。這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有大量記載。至明清齋名盛行，文人學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書齋雅名。袁宗道的“白蘇齋”、唐伯虎的“夢墨堂”、張溥的“七錄齋”、袁枚的“小倉山房”、蒲松齡的“聊齋”、 梁啟超的“飲冰室”，皆是意蘊深遠。“飲冰室”，語出《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nèi)熱與”，形容內(nèi)心憂慮焦灼，室主以此表達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憂慮。齋號寄托著主人的志與情，書房是文人的靈魂之城。
　　滄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峽云，洞庭月，彭蠡煙，瀟湘雨，武彝峰，廬山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