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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文化是中原地區文化面貌高度統一的考古學文化，它的出現，結束了這一區域不同考古學文化類型并存的格局。二里頭遺址坐落于洛陽盆地，遺址內既有大型宮殿基址、手工業作坊和祭祀遺存的集中發現，也有精美青銅器、玉器及陶禮器的大量出土，具有明顯的早期都城性質。遺址發掘者趙海濤指出：“二里頭都城主要是通過主干道路劃分出規整的功能區，在這個‘九宮格’布局中，祭祀區、宮殿區和官營作坊區在中路，宮殿區位居中心，完全符合‘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的都城規劃特點。”此外，二里頭文化的存在時間和分布范圍與《史記》《國語》等文獻所記夏朝晚期的年代與活動區域相符。從布局、年代和分布區域等層面綜合觀察，學術界一般認為二里頭文化為晚期夏文化，二里頭遺址是夏代晚期都城。在二里頭文化遺存中，出土最多的當屬陶器，僅二里頭遺址復原的陶器數量就達數萬計。這些時代風格鮮明的陶器，提供了觀察夏人生活習俗、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及對外交流面貌的物象片段。我們不妨從二里頭文化的陶器入手，嘗試溯尋夏代社會的文化面貌，進而逐步揭開夏王朝的神秘面紗。
 
器類擷英：甄陶品類·顯表紀世
陶器自新石器時代創燒以來，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到二里頭文化時期，制作工藝和技術已十分成熟。二里頭文化的陶器組合，在器類、造型與印紋裝飾上皆具有突出的時代風貌，是管窺夏代社會秩序、生活百態和宗教信仰的重要介質。按照功能不同，可將其分為炊器、食器、酒禮器、貯盛器以及祭祀用器等類。
炊器古樸粗獷，主要為鼎、深腹罐、圓腹罐、甑等，以繩紋、籃紋為主要紋飾，紋理布滿整個器物；食器精致實用，有豆、三足盤、簋、平底盤、圈足盤等；酒禮器神秘莊嚴，有觚、爵、盉、鬶、杯、壺等，器表磨光，常裝飾弦紋和凸棱紋；貯盛器凝重實用，有大口尊、小口尊、小口甕、大口罐、深腹盆等；祭祀用器以透底器最為奇特，器壁較厚，小口長頸，斜肩深腹，腹壁較直，大平底，底部與口對應位置有一圓孔，頸、腹部飾弦紋、刻劃紋和壓印紋。
據載，夏王朝時期的陶器制作由甄官昆吾負責，隸從官作，如《尸子》載“夏桀臣昆吾作陶”。又《墨子》云“陶鑄之于昆吾”。二里頭文化出土的這批類目繁多、制作精細的陶器，反映出陶器生產嚴謹有序的管理模式與成熟流程，正是對文獻中專官冶陶的有力佐證。同時，二里頭文化陶器以灰黑陶為主，一些陶禮器器表更有一層打磨光滑、明亮如漆的黑色陶衣。精美的制作工藝，既反映了官作背后服務王權的權力與秩序，又與《禮記》所記載“夏后氏尚黑”的顏色崇拜密切相關。
龍蛇騰育：圖騰崇拜·文化認同
龍形圖騰在中華文明中從孕育到濫觴，經過仰韶和龍山時代的發展傳承，至夏代協和融通，最終風馳雷動、孕育成形，確立了相對格套化、統一化的圖騰認同與龍形崇拜系統。二里頭文化發現了大量的龍紋，可分為陶塑、雕刻、綠松石或金屬粘嵌等類。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龍形圖案分陶塑、雕刻兩類。除了陶器上的龍形圖案，二里頭遺址還發現了許多龍形遺物，尤以鑲嵌于漆木器上的綠松石龍形器和鑲嵌龍紋銅牌飾最為突出。這些龍形遺物均隨葬于大中型墓葬。可推知二里頭遺址隨葬有龍紋遺物的墓葬規格較高，墓主生前應為較高地位的統治階層。
二里頭文化遺存，尤其是陶器中的龍蛇形象，表明了夏人認為龍是自己的神祖，且與自身族群的存亡休戚相關。以文獻觀之，夏王族即夏后氏對于蛇形之龍的崇拜十分突出，更有夏禹之禹為蛇形龍之說。《說文》：“禹，蟲也。從禸，象形。”“蟲”者，蛇形之龍。《列子》云：“夏后氏蛇身人面。”丁山說：“夏后氏祖禹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