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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董鑒定工作中，作品研究以及社會環境和受眾對作品的影響都是不可忽視的考量因素。我們知道，以“古董”為中心，其他要素與此有著不同的關系：“作者”與“古董”是風格體現的關系，“受眾”（包括專業的批評家、策展人，也包括一般的大眾、贊助人等）與“古董”是修辭接受的關系。在這些要素之外，還有隨著時代不斷變遷的社會環境。如果僅僅以“作者—古董”這一關系來看，可能會錯失另外一些重要的考量因素。
    已故美國藝術史家高居翰是研究中國古代繪畫藝術史的專家，他在其著作《畫家生涯：傳統中國畫家的生活與工作》中研究了“受眾—作品”這一關系，筆者認為這揭示出古董鑒定的一種原則，也就是說從傳統的鑒賞活動中剝離出來，從畫家生涯的種種去辨識古董的真偽。高居翰在書中寫道：“真跡并非一個全是或者全非的問題。”這也許一定程度上顛覆了真偽是非的二元判分鑒定，不過，對于中國特殊藝術創作的環境來說這也是不無道理的。他表示，在中國和日本的古董商和收藏家中間流傳著將一幅畫說成“八成真”或“五成真”的說法。這樣的表述并不主要著眼于作品真實出自該名家之手的幾率，而更多指的是作品類似真跡的程度，或者見過此畫者接納其為該名畫家真跡的比率。

    一般來說，專家鑒定古董的方式是通過分析作品強烈的風格與筆墨水平去判斷，從而確認作品是不是出自“作者之手”。但有些作品技術并不突出，僅僅依賴高度個人化、易識別的畫風而呈現。在這種情況下，出自“作者之手”的作品可能會被判認為偽作，而這一類的作品也更容易從形式上贗造，這些作品包括社交場合的應景之作、紀念性繪畫、特定主題的作品。這也表明了作者的獨立與否對于古董的鑒定工作也是至關重要的。

    在早之前，作者的創作與贊助人或者說雇主的關系是存在的，而到了商品化社會出現之后，某些類型的作者與新興的中產階級或者說中層民眾也發生了關系，特別是十七八世紀，來自商人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贊助增加，而某些類型的藝術創作也順應于商業文化，產生了大量售價相對低的古董。這樣，作者的創作受到“受眾—古董”關系的影響，而使得古董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例如，贊助人意愿可能以一定的比重顯示在古董中，這一出發點不同于傳統業余文人繪畫的精神。另外，贊助人與畫家的互助關系使得支付方式與畫作獲取方式受到禮尚往來的中國人際關系模式的制約，這對于古董的最終面貌也會發生影響。

    與此相關的是古董的贗造形式。一般來說，贗品都是指向他人贗造，他人贗造根據與原作面貌的不同關系又細分為好幾個種類。而古董并非完全出自作者之手的“畫家贗造”可能并未受到足夠的關注。例如，作者工作室雇傭助手以完成部分藝術創作工作，或者傳統師承關系中作者的學徒及其追隨者為作者代筆。對于前者，這可能就要區分古董局部由他人制作是否是合理行為。對于后者，就牽涉到較為復雜的鑒定，即古董的主體內容為贗造，但名款與印章為真實，這一情形在中國古代傳統中也并不少見。受眾的需求對于此類作品的影響不能不引起重視。

    由此看來，古董鑒定工作還應該切合特殊的地域、時間來進行。從不同的考量要素出發，判斷結果可能是迥異的，這對于其后的古董評估工作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