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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緒言
　　20世紀20、30年代，我國的古陶瓷研究開始逐漸走出單純的清賞雅玩和文獻考據范疇，出現以窯址考古調查與文獻、實物相結合的新方式，學界對古代陶瓷器的關注也進入到以“二重證據法”為指針的研究階段。這時期里，陳萬里先生是第一位走出書齋，跑到雜草叢生的古窯址上撿瓷片的“導乎先路的拓荒者”。從1928年起，他“八去龍泉、七訪紹興”，收集了大量瓷片標本，開辟了我國陶瓷考古的新途徑；葉麟趾先生亦通過實地調查，發現并解決了定窯窯址所在地的問題。周仁先生是我國現代陶瓷學的開拓者之一，其1930年發表的《陶瓷試驗場工作報告》是國內第一篇以科學技術為基礎探討古代陶瓷工藝的研究成果。與此同時，一些歐美、日本人士對東北及南方的部分瓷窯遺址進行了調查和盜掘，一方面對我國的文物古跡造成了破壞，另一方面也為后來的考古研究工作提供了初步線索。新中國成立后，陶瓷考古與研究得到迅速發展，至70年代末時已取得了豐碩的收獲和成果，主要表現在：1.全國近20個省市自治區都發現了瓷窯遺址，占省區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對這些遺址的調查和發掘，學界已經基本弄清了我國古代陶瓷發展史的大致脈絡。對商周時期“原始瓷器”的定名、東漢中晚期出現的成熟瓷器都得到了文物考古及硅酸鹽學界的普遍認可，各地的考古工作也初步建立起了東漢后期至明清我國瓷器手工業發展的縱向體系；2.對各時期窯業橫向發展狀況的探索也取得了較大突破，如確定了一批陸羽《茶經》中記載的唐代著名窯口，而宋代瓷窯遺址遍布全國十幾個省市自治區，是已發現窯址最屬時間段最集中的朝代，進一步明確了“窯系”的概念；3.大量的考古工作還解決了許多傳世和墓葬出土物的窯口問題，而后一問題的解決同樣為窯址的分期斷代提供了重要依據；4.個別專題的研究應運而生，如對“原始瓷器”及青花瓷起源問題的探討，外銷瓷問題也已具備較好的研究條件；5.60年代成立的中科院硅酸鹽研究所對瓷片標本進行了一系列理化測試，為了解歷代名窯的工藝特色奠定了科學基礎，從而開辟了古陶瓷研究的新領域。
　　近三十年間，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陶瓷考古作為考古學科的分支在國內的發展日趨成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令人矚目。
　　二、重要窯址的發掘與研究
　　上世紀70年代末以前，對瓷窯遺址開展的工作主要以考古調查為主。近三十年來，田野發掘已成為陶瓷考古工作獲取資料最重要的來源。更要指出的是，這些發掘已不光是配合基本建設，更多是為解決某一學術課題而主動發起的，人們已清楚地認識到，通過發掘能弄清陶瓷史上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
　　(一)“原始瓷器”燒造窯址的發現。
　　從以往的考古發現看，原始瓷器在我國南北方的居住遺址及墓葬中都有出土，然而卻少見燒造這些瓷器的窯址。近年隨著各地考古工作的開展，文物工作者在江西、浙江等地相繼發現一批燒造原始瓷器的窯址，江西清江吳城及鷹潭角山還發掘出土了商代時期的龍窯，由此進一步證實我國瓷器的萌芽早在商代就已出現，并明確了原始瓷器是在南方地區燒造的說法。在這些窯址中既有原始瓷，也有印紋硬陶伴出，有學者也因此推斷二者可能同窯合燒。
　　(二)越窯。
　　80年代浙江省文物普查，對慈溪上林湖、古銀錠湖等窯址進行田野調查，重點單位還作了測量記錄，在上林湖窯區共發現東漢至宋的古窯址120余處，采集了大量標本，這也是有史以來對越窯進行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最為深入的考古調查，大致摸清了浙東地區古窯址的基本情況，并出版了成果報告集《青瓷與越窯》。
　　進入90年代，對越窯的工作以大規模考古發掘為主。1990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又一次對上林湖等窯址進行了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