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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雍正琺瑯彩雉雞牡丹紋碗，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瓷質潔白，瑩潤如玉。碗外壁一側繪雉雞牡丹花，另一側題墨彩詩句“嫩蕊包金粉，重葩結繡云”五言詩句，底有“雍正年制”款識。
 
　  　　清乾隆御制琺瑯彩題詩花石錦雞圖雙耳瓶，高16.5厘米，造型小巧秀麗。瓶身繪“花石錦雞圖”。另一面墨彩題詩：“新枝含淺綠，曉萼散輕紅”。此瓶于2005年10月23日香港蘇富比秋拍中，以1.1548億港元成交。
　　
    1997年，一件乾隆琺瑯彩胭脂紅山水紋碗以2147萬港幣成交，那時的中國藝術品市場還鮮有千萬級的價格出現。
　　這幾年，琺瑯彩一直是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寵兒，一直是中國瓷器市場價格的翹楚。
　　琺瑯彩瓷器為什么會被收藏者如此青睞呢？這主要是由于琺瑯彩的產生具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琺瑯彩瓷器的工藝有著極高的要求；琺瑯彩的原料及其繪制方法豐富了中國彩瓷藝術的表現形式；琺瑯彩瓷器的形制和紋樣構圖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淵源，適應了新的審美需要；琺瑯彩瓷器特殊的生產過程決定了它的存世量較小，市場流通量極低。
　　琺瑯釉是一種低溫燒成的以硼酸為助溶劑的硅鹽玻璃料。這種不透明的白色易溶物質加入不同的金屬氧化物呈色劑后形成不同的顏色，用以裝飾器物表面被稱作“琺瑯”。西方的琺瑯器是金屬質地的，13世紀由陸路傳入中國，在明代就有大量的掐絲琺瑯產品出現。而一種叫做銅胎畫琺瑯的器物，則是由歐洲傳教士或商人在清朝康熙年間從海上帶入中國的。康熙皇帝對這些從遙遠的法蘭西運來的精美鮮亮的銅胎畫琺瑯器物非常喜愛。他邀請法國的畫琺瑯藝人進入內廷造辦處，并要求他們傳授畫琺瑯的技藝。意大利耶穌會士郎世寧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來中國時就攜帶一批畫琺瑯器物作為贈禮。
　　由于康熙時期銅料緊缺，康熙要求研制以瓷胎代替銅胎的畫琺瑯器。這項革新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初試成功。也就是從景德鎮御窯廠燒制素胎的瓷質器物，再到宮里造辦處畫琺瑯圖案，再入低溫小窯烘燒形成所謂色地畫琺瑯瓷器。雍正七年，另一項革新得以完成。那就是在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細膩無瑕的高白釉瓷器，然后到宮內造辦處由畫匠直接在釉面上繪制琺瑯紋飾。雍正時期還研制出中國自己的琺瑯彩料，并啟用頂尖的宮廷畫師和文人官吏繪圖題詩。這使得雍正一朝的琺瑯瓷器無論在瓷胎的制造和色彩的調和以及構圖的藝術上都達到頂峰。乾隆時期，琺瑯顏料的研制更加細致多樣，紋飾圖樣和器物形制更加豐富，制作工藝更加精巧別致。乾隆以后，則沒有了嚴格意義的琺瑯彩瓷器的宮廷制作。大體上講，康雍乾三代的琺瑯彩瓷器都具有鮮明的特點，非常明晰地反映了琺瑯彩瓷器在中國的興起、發展到式微的過程。康熙時期的琺瑯彩瓷器為素胎，所以必須用黃、胭脂紅等作地子，然后再繪制紋樣。其畫法也是從銅胎畫琺瑯移植而來。雍正時期則解決了高度白色釉上著色繪畫的問題，并有了更細膩多樣的國產琺瑯顏料，造型雅致，構圖清麗，極具藝術感。乾隆則是將琺瑯彩顏色發展到十幾種，并明顯受西方“洛可可”藝術風格的影響，器物造型多種多樣，紋飾構圖繁復華美，繪制工藝極盡巧妙。乾隆中期以后，國庫充盈，銅胎畫琺瑯又重新興起。瓷胎畫琺瑯就慢慢式微了。康雍乾三朝琺瑯瓷器的共同點，就是工藝極其精致，顏色沉著鮮亮，造型規整疏朗。
　　據記載，清宮收藏的琺瑯彩瓷器約有400件。其中300件在抗戰時期南遷，后于1949年運至臺灣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而在歷年市場上流通和藏家收藏的琺瑯彩瓷器則不超過50件。而這些流轉世間的琺瑯彩瓷器則多是因為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和八國聯軍搶劫紫禁城以及晚清宮廷非法偷運而流失海內外的。所以市場上每出現一件清宮御制琺瑯彩瓷器，都會引起藏者格外關注。其價格從晚清民國至今一直高高在上。